日期:2008年12月1日

地點:新加坡國立大學EAI East Asian Institute東亞研究所

世界知名的歷史學家,並曾任香港大學校長,王賡武教授獨具宏觀的視野,在教育界地位超卓。藉著向王教授頒授榮譽院士證書,本會創會會長廖湘琨博士亦藉機遠赴新加坡,與王教授進行一次專訪。

全球化的定義

全球化的趨勢是近二十年來國際間討論得最激烈的世界性話題之一,作為一個歷史學家,王教授認為「全球化」可分為大小規模兩個程度。「小的就是全世界主要的城市跟國家經濟市場都能夠有聯絡的話,也就是有全球化的現象了。」至於大規模的全球化,則是由發展急速的科技帶動。「現在是無孔不入的這種全球化,從來沒有過的。」王教授嚴肅地指出。因為在任何地方都能馬上得到需要的資訊,那在知識層面上是全世界都公平的。「以知識來講,知識現在真正是全球化,其他還不敢說,知識絕對是!」雖然全球化正以革命性的姿態影響全人類,不過也正由於它的可能性太廣,王教授也表示將來的面貌是難以想像的。

「誰能控制科技的發展,就控制了全球化!」

無論是古羅馬時期的東征西討,或者是蒙古帝國釀成的黃禍,王教授皺著眉頭,表示那些都只屬於小規模的全球化,「根本是殺人的,不保護人才,不知道殺掉多少人才!」因為只有知識和科技得以全面普及,那才談得上大規模和全面性。「誰能控制科技的發展,就控制了全球化!」王教授露出堅定的眼神。目前美國在科技的發展上仍然是全世界最強,這無疑讓全球化的轉變看來好像很「美國化」。其實只要控制科技的發明和發展,能在工程上創造出新作法,就能夠把握和控制大趨勢。

最重要的是人才

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家政策,著意想把全世界的人才集中在美國,王教授承認這策略很成功。「你只要有本事,她(美國)就想辦法拉上你。」王教授相信集中人才這條路線是對的,也只有靠這點,才能達到真正的全球化,「人才要利用,盡量地利用,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宗教,甚麼都不管,只要你是人才。當然很難做,也會遇到一些困難,不過基本上這路線是對的」

全球化下的宗教及文化問題

除了科技上的全球化,文化和宗教等不同層次都同樣受到全球化的大趨勢所影響。王教授指出,文化的全球化仍存在很多阻礙,「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隔閡,還是相當難跨越的。」怎樣才能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發展路線,一點也不容易。相對於科技的通用性,不同文化的基礎卻可能距離相當遠。「現在也拉近了一點,但還是有相當的距離。這文化的全球化,我想還要慢慢來看。」

科技以外的「軟策略」

王教授以「軟策略」來解釋全球化顯現在文化上的問題,「軟策略的意思是不完全靠科技或武器去發展,而是從思想價值方面。」科技只算是一個平台或工具,而思想和價值觀則是每個文化都各有歧異。要在文化上達至全球化,絕不是由社會科技進步就可達成的。王教授明白不同的文明都有不同的文化基礎,「這些基礎有好有壞,這個基礎是不能夠隨便去牽動的,他都有他發展的動力,這個要很小心地去做。」他坦言美國是忽略了這點,美國目前遇到很多困難的成因,都歸咎於她對人家的文化不夠尊敬。「大家很重視她的科技發展,但我們對美國的文化都有保留。」雖然文化的差異比較難去調和,但在廣義上,王教授還是感到樂觀的:「(視乎)你這思想是不是真正有道理,若真正有道理的話人家也會接受。」

「美國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結?哪那麼簡單?」

美籍日裔學者福山(Francis Fukuyama)曾提出:「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是一個歷史的終結」,王教授想起這項論點,忍不住笑起來:「大家都不同意。哈哈,現在證明不對嘛。當時他那麼說,是因為冷戰。剛剛把蘇聯打敗後,他認為已經了不起了。其實哪那麼簡單?」王教授認為那只是在軍事、武力和經濟上勝利而已,但還有其他問題沒有解決,譬如社會性的和世界性的文化、不同的民俗文化和傳統,這些都不能忽略的。「所以他的看法還是太淺了。當然好像是如此,但結果我們看到,很明顯是不對的,他言之過早!」

「規矩本身就有它的道理」

全球經濟出現嚴重危機,這種依靠信用的資本主義可說是面臨垮台了,那麼奉行資本主義而成為經濟強國的已發展國家,如何面對這種顛覆性的轉變?王教授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,認為「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時候,資本主義領導的人也知道,資本主義不是完全自由的,資本主義是要控制的。」至於如何控制,其嚴格和寬鬆的程度卻必須拿捏得好。「不能管得太嚴,如果全部控制的話,又會把經濟控制死了;你要放鬆一點,但若放得太鬆的話又不行。」在人類的社會,「規則」是自然而必須的。生活在規則下的人,得以受到規則的保護,亦有責任在規則以內奉行責任,這樣才能出現和平的社會局面。王教授分析「規則」可分為internal regulation(內在規則)和external regulation(外在規則),……若能自約的話就更好,有些地方不能自約的,就要由外面的勢力來壓縮一點,不能亂來,不能無法無天。講法、講治、講管,都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完全沒有管怎麼行,社會這麼複雜,人那麼多,沒有法律的話,要過馬路就過馬路的話就糟糕了。」儘管是資本主義,也一樣有它的規矩,不是完全自由的,譬如歐美等地,各種法律條理都列得很清楚,「但是最近這幾年,規矩太多了。這裡放寬一點,那裡放寬一點,結果就放得太寬了,現在就拉不回來。至少要經過一段時間,它要慢慢控制回來。」

由Trial and Error達至中庸之道

王教授以中國的近代史作為例子,解析管制的拿捏所帶來的影響,「以前中國毛澤東時代就控制得太嚴,所以鄧小平出來要放,他放的理由就是你管人太嚴肅了,甚麼都不能動,經濟就垮了,所以要放。但不能放得太厲害,所以朱容基一來又把它收回來,那就是鄧小平放得太快了,但是也不能收得太緊。」除了管制的鬆和緊,政府還要去想哪些要重視,哪些不要太注意而讓別人去作主,「這是一種balance(平衡),相當麻煩,可奧妙得很。」在政治上要達至平衡的政策,永遠都是一個Trial and Error(嘗試錯誤法)的過程,「現在美國就是error,他就要錯回來,怎麼錯回來就要看。錯得好的話,兩三年可以解決,錯得不好的話,十年八年都解決不了。」就像中國人所說的「中庸之道」,講究的就是一種平衡。「要找一種適當的方法,這當然不簡單。……為甚麼大家整天講呢?就是因為大家都不夠中庸。」理論歸理論,王教授也釋然地說:「人情就是如此,哪一個人能想得那麼清楚?」

由精英制走向大眾化的教育制度

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中,知識和技術的角色都跟以前不一樣。王教授作為多年的教育家,認為「大學的責任是越來越重、越來越複雜。」比較起幾十年前的大學,模式和教育的概念都完全更變了。「從前的大學就是像港大等幾十年前的大學,基本上是一種菁英制,選的學生本身都幾乎是整個社會、整個國家最好的學生。人數不多,但學生的智慧方面很好、教育準備和背景也好,都是相當卓越的。這些人很容易教,只要指示哪些東西值得研究,他們自己就會動腦筋去想。」反觀現在,大學程度的畢業生大量普及化,素質當然比較參差。「現在是大眾化,要給大家都有機會。有些學生的家庭背景,不允許他們達到好的教育水平,但人非常聰明,大學就要選他來給他一個機會,所以教學的方法就會有點不同。」

從個人努力變成大學栽培

「歐美的制度和中國傳統的制度是這樣的,如果看你年輕的時候沒有甚麼成就,根本就不管你,以後就沒有機會再唸。好像那時候選拔進大學,選不進去就沒有機會了,你這一生就沒辦法了。」中國和許多歐洲國家,相對於美國的歷史而言都比較長,也正是歷史形成的包袱,讓我們對選賢任能的政策上出現差異。「美國比歐洲強的就是這點!」王教授不掩佩服地說,「美國大學的制度,這點我相當欣賞。它的制度就是,只要你有相當的表現,表現你很聰明、能幹,她就能想辦法給你做你想做的事情,鼓勵你去做。」現在教育變得大眾化,王教授相信這種風氣是由美國帶頭的。「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,它建國的時候,人們很少,所以對人才很重視,想各種方法讓每個人盡其所能,讓本事可發揮,不要限制他。」同樣是Trial and Error的政策,美國在教育上一樣在作出許多大膽的嘗試。「雖然有時候也會錯,但她不怕錯,她也願意在教育方面投資,給你機會。你做不成是你的事情,不過最少給了你機會。」能力與上機會,自然就有發揮的空間了。不過從務實的角度去看,這種政策卻不是輕而易舉的。「把高度教育大眾化,代價是需要花很多很多錢,經費相當厲害,但是這結果相當好。自己出了很多人才,外面的人才也會想辦法加入。」所以教育在性質上出現了重大的改變,現在是「由大學來考慮,怎樣在平常不注意的人群裡,能找出能幹而年輕的學生,並給予機會,再想辦法在教學方面使他們能得到最適當的訓練,從而發揮他的事業。以前不是如此的,以前完全靠你自己。」

好大學在於能平衡「研究」和「傳達」

大學教育平民化,能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,在知識傳播上顯然是正確的路線。大學教師在前線執行教育工作時,王教授認為「要鼓勵大學裡的教師們,一方面自己做研究,把自己的學問搞好:另一方面也儘量把他的學問傳達給下一代。」從前的教育模式就不大重視傳達,在「研究」和「傳達」兩方面應取得良好的平衡點。「有些地方僅講教學,不講研究的話也是個缺憾,因為老師不做研究,不一直在尋找和做知識的話,基本上就停在那兒,學生也得不到太多的好處;要是同時不停地動腦筋、想辦法、想新的創作、新的研究,把你的心得傳給學生,也就能引起學生的興趣,同時能推動他們的思想,鼓勵他們自己去想新的東西。」創造知識和傳承知識,是新經濟模式裡非常重視的議題,也是現今大學必須處理好的技巧。「現在的大學,好壞的關鍵就在這點:能夠平衡『學者追求新知識』,同時能夠『在教授方式上傳達給下一代,使他們也特別重視尋求新知識』。」

發展平等的教育機會是正確的方向

國家的興盛和社會的發達,有賴許多具備卓越才幹的聰明人士努力貢獻社會。聰明人才的數量,到底是大學普及化的因還是果呢?站於教育家的立場,王教授覺得「每個社會、每個民俗,總有一部分人是非常聰明的。不管是在亞洲、非洲或美洲,比例可能差不多,聰明的人、有本事的人的比例都差不多。」王教授認為影響這些數據的因數,在於「文化背景、教育環境、政府政策、提供適當的方法和平等的機會。」不只是教育,任何社會活動都應著重平等性,讓所有人都能有同等的機會去學習、接觸和貢獻社會。「Equal Opportunity(機會平等)非常重要,……這個是要花功夫的。如果教育機會平等的話,結果應該是好的,這些人你選出來,你給他機會,不停地照顧他們,給他們各方面的幫助,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的本事,每個社會都應該有同樣的結果。這要看當地的政府和大學的政策、社會文化對教育的重視,這些都有影響的。」面對中國的崛起,王教授深信「人多的話人才應該多,所以有好的制度的話,中國的將來是不得了呀!」

「大學才講道德教育就太晚了!」

現在很多大學都把學術研究及技術訓練看得很重,而道德教育卻放得很低,王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,不過道德問題是跟整個社會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,而不純粹是大學的責任。「一個社會平常穩定的發展,是應該每個集團都有他們的規則。這是要看整個社會的社會領導、政治領導、思想的和宗教的領導,從各方面就要勸說。家庭裡的父母親和中小學甚至幼稚園的老師,每一個階段都要考慮到怎麼做人。」從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農村社會,生活較純樸,道德觀念相對較容易處理。「現在大城市生活裡,就很不容易。怎麼使小家庭、每個集團、各種小組織裡,每個層次都談這個問題,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。以為道德問題可以自然發展而大家都不談、等到大學才改的話,是不可能的。而且大學不能在做這件事,現在社會裡需要的知識那麼多,大學不把科技教好,也就不能有甚麼新知識創造出來,故不能太顧慮這些問題。」觀乎現代化的社會裡,都偏向講究上面高層學術的發展,下層的普及教育反而就做得馬馬虎虎。社會不投資小學教育,小學教師就得不到好的薪水。「聰明的人就不去做老師,而去賺錢去了。」王教授痛心地表示,「忽略了小學教育,窮苦家庭也沒有機會和時間去考慮道德和做人的關係。」

價值觀要靠社會傳承

就像中國的儒家思想,有些地方則是靠宗教來傳承道德觀念。「宗教很重要,有些國家太不重視宗教,還排除宗教思想,把所有宗教思想當成迷信,那是錯誤的。這不是迷信不迷信的問題,說他迷信就是一種偏見。我不是信教的人,我覺得宗教也是教化的一種。」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渠道,把良好的價值觀一代傳一代,使大家能對道德、做人、對社會的責任感傳達給下一代。「渠道不重要,如果完全靠政府的話絕對不行,政府也沒有這時間去照顧一切。每個家庭、父母親都有他的責任,社會集團裡,不管是宗教或學校,每個都有道德觀念的話,那就應該沒有大的問題。」要是社會上都充斥著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風氣,情況就會變得很危險。有些西方國家傳承道德價值觀的方法,是依靠公民社團這種組織。「這civil society(公民社團)不管甚麼宗教,而是在整個社會裡,大家都負點責任,照顧到鄰居。大學當然也有她一套道德觀念,像怎能做個好的學者、怎麼做研究、講話要負責、證據要充足,這是大學的一部分。但基本做人的東西,等到大學就太晚了。」

知識管理包括正確的道德觀念

獲授亞洲知識管理協會榮譽院士,又身兼著名歷史學者和教育家的身分,王教授對於知識管理的發展,關心的是道德層面的問題。「知識管理的範圍很廣,有些知識更是非常複雜的。怎麼去管理、怎麼去用,都要有責任感,因為knowledge(知識)也是一種工具,工具用得好的話,好處很多,用得不對的話,始終也是可以害人的,所以也應該有一些道德觀念在內。」就好像前陣子鬧出三聚氰胺奶粉的社會問題,製造商人確是擁有足夠的知識,可是卻違背道德價值而盲目牟利。儘管是美國,她們的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(食品及藥物管理局)也是過了幾十年才慢慢演變而形成體系的。所以美國的資本主義,可其實並不是完全自由的。「誰說資本主義是free(自由)?那是絕對不free的,是regulate(受管制)的。Regulate(管制)得好的話,才能夠有free;regulate得不好的話,free就變chaos(混亂)了!」王教授對於中國這方面的管理問題,仍有改善的空間。他憂心忡忡地歎道;「負責的人不負責,corruption(貪污)太厲害了,管理方面的問題太多。」所以要成功發展知識管理,符合道德的價值觀是不容忽視的核心之一。